当前位置: 首页 >> 律师期刊 >> 法苑论坛

天津“互联网+律师会见”与监所“全预约”

发布时间: 2015-12-03   作者:天津市公安局预审监管总队技术科 毛博文    来源: 《天津律师》


      天津“互联网+律师会见”与监所“全预约”

            ——试论律师监所会见预约服务体系的信息化改进


        天津市公安局预审监管总队技术科  毛博文      


【摘 要】

  律师会见是监所提供法律服务的重要业务。传统的会见流程已经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会见需求,而常规的预约模式在实践中又暴露出了各种局限性。本文结合笔者的调研情况,对当前预约会见服务的现状及存在问题进行了深入剖析,并在这些基础上,探讨利用信息化方式优化预约会见流程、合理配置资源、分流会见高峰的途径及实例,力图推动监所提升预约服务质量,真正为律师提供“便捷、高效”的预约会见服务,取得更加良好的社会效益。

【关键词】预约会见 服务流程 信息化 


  律师监所会见是指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律师为了解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涉嫌的罪名及有关案件情况,到监所会见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听取对所指控罪名的意见和辩解,从而更好地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辩护,提供法律帮助的一种活动。

  然而,在律师到监所执业过程中,“会见难”是反映最突出、最普遍的,也是律师最关切的问题。包括:会见室房源紧张、会见验证手续不统一、允许会见作息时间不规律、会见工作人员执行政策不一致等诸多负面理由。 笔者经过考察、调研全国多地监所会见预约模式后,试图通过信息技术破解该难题,本文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了分析:


  一、律师监所会见预约服务的理论依据

  律师到监所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律师履行委托职责,提供法律帮助,保障在押人员合法权益,维护诉讼公平的正当执业活动,是律师参与刑事诉讼,行使辩护权的重要内容。律师监所会见虽然基于不同部门的法律规定,但是都围绕这一中心工作提供了理论依据,其具体要求如下:

  1、新《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规定:“辩护律师持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要求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看守所应当及时安排会见,至迟不得超过四十八小时。” 其目的在于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体现的是一种法律制度。

  2、《律师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受委托的律师凭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有权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并了解有关案件情况。”律师法将律师会见作为一种权利加以规定,强调的是律师依法所享有的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

  3、《中华人民共和国看守所条例实施办法》第三十九条规定:“律师会见被羁押的人犯,须持有律师事务所(或法律顾问处)的工作证和有固定格式的专用介绍信;其他辩护人请求会见被羁押的人犯需持有人民法院专用介绍信。看守所应当给予方便,并进行戒护,保证安全。会见结束后,应当将人犯交由值班看守干警收监。”

  4、《公安部十四项便民服务措施》(2012版)第十三条规定:“方便家属、律师到看守所会见在押人员。建立看守所预约平台,通过网上预约、电话预约等方式,提前安排在押人员家属、律师到看守所会见在押人员,减少等候时间。”

  5、《关于推进看守所管理机制创新的通知》第二章规定:“推行办案单位提讯、提审以及律师会见预约制度。看守所应当建立网上预约平台,通过网上预约、电话预约等方式提前安排提讯、提审或会见,减少办案人员、律师等待时间,提高工作效率。”

  由上可见,制度层面对律师监所会见提供了保障,对预约服务提出了要求。任何妨碍律师监所会见的行为都有悖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立法初衷及公安部监所管理局关于监所保障会见的有关规定。公安部部署看守所开展律师会见预约工作,旨在通过此项举措,践行“以诉讼为中心”的服务理念,提升监所服务内涵,引导律师有序会见,切实缓解会见矛盾,带动看守所管理体制的改革与创新。

  二、常规预约方式的局限性

  为推进此项工作,公安部监管局将“监所律师会见预约服务”作为量化考核的硬性指标纳入到“看守所等级评定、监管场所跨地区互查”等诸多检查中,实行“一票否决”制。因此,各地监所高度重视预约会见工作,通过“公布预约电话、现场预登记、邮递预约材料”等常规手段开展会见预约,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例如:天津市津南区看守所作为首批通过公安部评审的一级看守所,只开放一间会见室,日会见量近20人次,早在2011年就推出了电话预约会见服务,律师可以打电话进行预约。预约成功后,律师会见当日凭有效证件到看守所直接会见,整个预约会见过程相对简单。再如:北京市海淀区看守所作为特大型看守所,日会见量近200人次,该所严格遵照新《刑诉法》的规定执行,律师第一次到所书面提交文字材料进行预约,看守所审核批准后,电话通知律师会见时间,律师依指定日期到所会见,监所会见秩序井然有序。

  随之而来,新问题也不断涌现,将律师会见预约工作逐步带入尴尬的窘境。究其原因,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电话预约的局限

  电话预约是常规预约方式中最便捷的预约手段,可以覆盖全年龄结构的律师,并且双方可以直接通话,沟通预约事项,节省了交通成本。当然,局限性也显而易见——需要双方同时在线,任意一方没有接听电话或占线就不能建立契约关系,无形中对双方都有约束;即使双方在电话中约定了预约事宜,也没有形成书面凭证,一旦发生纠纷,将无据可查;而且预约过程中无法核验手续,导致会见现场存在手续不合法,监所无法履约的风险。

  2、现场预登记的低效

  现场预登记是常规预约方式中最直接的预约手段,也是完全符合新《刑诉法》要求的预约方式。该方式虽然实现当面核验律师证真伪、递交会见手续等合法性校对,降低了后期因手续不合法导致无法履约的风险。但是,律师需要付出双倍的时间成本和交通成本,接到审批通知后,再次来所才能会见到在押人员;而且会见时间由看守所审批时统一安排,律师无法自主选择会见时间,经常与开庭或其他会见冲突,影响律师正常工作节奏;对于速栽案件或即将开庭、取证等时效性较强的会见申请无法满足,需要按流程审批后才能会见。

  3、邮递材料预约的缺陷

  邮递材料预约是新兴的预约方式,作为电话预约和现场预登记方式的有益补充,吸取了这两种方式的优点,解决了“审批前核验手续的合法性、浪费时间成本和交通成本、必须考虑双方作息时间、必须同时接通电话连线、预约结果无书面通知”等一系列短板。但是,这种方式也带来了“支付快递费增加律师经济成本、等待审批过程长、对时效性不敏感、审批过程不透明进度不公示” 等诸多问题,同样不能保证律师及时到监所顺利会见。

  三、信息化预约方式的优势

  鉴于常规预约方式的诸多弊端,笔者提出利用信息化手段开展监所律师会见预约服务,通过建设 “互联网律师预约平台”来构建律师与监所之间的整体预约会见服务体系,达到提高预约会见服务效率、优化服务流程、细化服务内容、缩短等候时间的效果,还可以提高律师身份核查的准确度,从而提高会见服务质量和管理水平。

  1、提供律师与监所平等交互的中间平台

  会见预约涉及到律师和监所两大主体,必须让律师和监所享有平等的使用权,而引入第三方建设基于互联网的公共预约平台恰好可以解决这一难题。由于互联网的开放性,公共预约平台始终处于中立位置,不会偏袒任何一方。同时,第三方负责日常维护,既可以为平台正常运转提供保障,又不会受到某一方的影响改变预约规则,有失公允。这样才能确保律师和监所始终处于平等的地位。

  2、预约审批全流程透明化管理

  律师预约平台涵盖了“律师提交申请、监所审批中、律师准备会见、双方动态撤销、双方诚信互评”等预约全流程的每个环节。律师可在平台上随时查询预约事项的进度,监督监所审批预约的全部流程。同时,监所也可以查阅律师的身份信息和预约信息,前置会见合法性的校验,实现律师申请的阳光化管理。

  3、节约双方的成本

  律师预约平台投入使用后,律师不必再准备各种纸质文档,奔波于各监所和邮递站之间。平台将实现“无纸化”提交预约材料,既节省打印成本和邮递成本,又节省了往返的时间成本。作为监所方则节省了“专人接听电话、审批后回复电话、取快递邮件”等大量的事务成本,各项预约流程都在网上随时审批,真正实现“便捷、高效”的电子政务模式。

  四、信息化预约方式的实例验证

  为了探索信息化预约方式在监所律师会见预约领域应用的可行性,自2013年起,天津市律师协会出资,由市公安局预审监管总队负责建设了《天津市律师网上预约会见平台》,并向全市所有监管场所推广。平台于2015年元旦正式登陆天津市公安局的《天津公安民生服务平台》监管频道。频道开放以来,受到律师和监所的一致关注,使用率和满意度不断攀升,各项运行指标持续向好,基本构成“预约、审批、响应的闭环运转体系”,能够适应目前监所律师会见的实践需要,具体情况如下:

  1、注册用户数量。自开放以来,注册律师以月均20%的增速逐月增加,其中不乏外地律师,平台知名度不断提高。目前,平台已稳居百度搜索“律师预约会见类”排名第一,成为认可度最高的律师服务平台。

                

 

  2、预约申请数量。自开放以来,预约会见申请逐月攀升,到6月份已申请7000余宗,平台成为天津地区律师监所会见的主要预约工具,用户黏度逐渐增强,新的监所会见秩序正在确立。

  3、履约率。自开放以来,律师克服种种环境因素履行申请,监所也尽可能提供条件满足承诺,截止6月底,上半年履约率达73%,这是预约双方主体共同努力的成果,也是对信息化会见预约模式的实践检验。

  由此可见,信息化预约会见方式不仅在理论上可行,也在实践中得到了初步验证,不过推行监所律师预约会见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需要律师协会从战略层面对预约会见实施技术、资金及人力的规划,引入公安监管部门的信息化“外脑团队”,不断尝试新技术、新装备、新机制,持续改进监所律师会见预约服务体系,保护律师创新和监所改革的积极性,逐步解决制约律师会见的负面清单,从而实现信息化预约会见的新常态,更好地服务于司法实践。